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的讲话精神，进一步传承红色革命精神，从党的光辉历史和革命先烈事迹中汲取奋进的力量，为此，以“竟成——梦想起航的地方”为题，给大家作学“四史”党课专题讲座。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我们在大力弘扬革命真理，追寻红色足迹，缅怀先烈壮举的时刻，我们却无法忘却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革命先烈们，为了建立新中国和为了人民过上好日子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驱；不能忘却在我们这片热土上创办奉贤第一个党支部、奉贤县委和积极投身宣传革命真理、唤醒大众救国救民而英勇献身的共产党人李主一等革命先烈的红色故事。
树立志向，教人求真
李主一，学名李宪章，曾用名李羔，1892年生于江苏省奉贤县奉城东北老李家埭(奉城镇洪庙洪西村)，其父李梦祥是晚清秀才，李主一在家排行老大，在家乡读完私塾和小学后，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前身的附属中学(一说南洋公学)。大革命起，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中学毕业后，回到家乡，1915年在奉城以东的洪庙陈公祠内创办了竟成小学（解放后为集成小学），他自任校长，当地人习惯称为洪庙小学。在其间，曾离开奉贤到苏北从事农垦。在办学过程中，李主一倡导“有志者事竟成”的办学思想，坚持树立远大志向，积极传播科学知识、教人追求科学真理，克服困难善作竟成，为实现理想而努力奋斗。深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洪小人的健康成长和全面进步。
投身革命，竟成报国
李主一走上革命道路，应该说是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大大开阔了李主一的政治视野。五四运动后，他从上海买回许多进步报刊和有关介绍十月革命的书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25年进上海大同大学深造，结识了上海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林钧等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不久，经林均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奉贤县第一位中共党员。
1926年7、8月间，李主一回到家乡，在奉城筹组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届县党部，担任县党部执行委员。同时，他在洪庙重办学校，易名“集成小学”，并向县教育局推荐卫伯康担任校长。李主一办学的目的是“布置洪炉铸少年”，在他办的学校里，非常重视招收农民子弟读书，还规定农民子弟入学，免缴学费，家境实在清贫的，书费都可不收。学校的亏损全由李主一补贴。尽管如此，有的农家孩子仍被穷困所迫而辍学，每逢此时，李主一都主动上门动员和帮助辍学的学生复学。邻居有个孩子叫李和，先后4次停学，但在李主一多次努力和帮助下，终于读完小学。
当时，李主一经常奔走于上海—奉贤之间。有一次，他从上海到奉贤时，带了一批革命宣传品，为躲避沿途敌人的搜查，他将材料放在敌人一般不注意的长统袜中穿在脚上，巧妙地混过了敌人的眼睛。他还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广大的农民、盐民和渔民，积极开展不同形式的斗争。在他的组织和发动下，奉贤县从地处东南海隅的小民福店头到西部边界的庄行、烟墩、盛梓庙、茜舍庙等地，农民运动都开展了起来，有的地方还秘密成立了农民赤卫队。1927年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奉贤的地下党发动盐民搞了一次武装暴动。愤怒的盐民们焚烧了盐廒的房子，背走了盐廒中的食盐，昔日里为虎作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盐警们吓得各自逃命。盐民暴动的成功，有力地支持了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
在3月底4月初召开的国民党奉贤县代表大会上，李主一再次当选县党部执行委员，并被选为省党部代表大会复选代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强令解散农民协会。李主一利用县党部执委的合法身份，保护了农民协会。7月中旬，李主一与刘晓等中共党员一起，在县城南桥开办了一期暑期讲习会。报名听讲者大都是农村小学教员、农村师范毕业生和大学在校学生，共二三百人。为避免反动派捣乱，训练班挂着国民党的招牌，实际上讲解的是社会主义农民运动和世界革命史，一直到8月初才结束。训练班为培训农运骨干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右派开始了“清党”，奉贤县县党部也被解散，李主一也于8月8日被解除了县党部执行委员的职务。
南桥暑期训练班结束后，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李主一在奉城创办“私立曙光初级中学”(简称曙光中学)，自任校董，继续开展奉贤地区的革命斗争。刘晓等同志应邀也到校任教。曙光中学共有3个班级，100多名学生，大都是农民或盐民子弟。后来，南汇县周浦中学因闹学潮而被开除的20多名学生也转学来到曙光中学。曙光中学的教职工也大都是大革命失败后幸存的革命者。这使学校充满了革命的气氛。为了振奋教职工和学生的斗志，李主一、刘晓等嘱教师王厚生(即方土人)编写了校歌，歌词是：“望东方曙光、曙光，一轮鲜红的太阳。照着工房，照着农场，照着红旗飘扬。冲破黑暗，我们建设曙光的天国在地上。我们有铁的纪律和红的热血欢唱，革命青年，团结起来，追求革命曙光。”
曙光中学办起来了，经费这一大难题也越来越困扰着大家。加之党组织当时也正在困难之际，拿不出经费来支持学校，因此筹资重担就落到了李主一肩上。这年秋天，适逢李主一祖母周年忌日，照当地的习俗要花费一大笔钱做“道场”。李主一当时正为办学经费发愁，于是他不顾乡邻非议，决定不做道场，遂把省下的钱用作了曙光中学的办学经费。此外，李主一还带领师生到四团、头桥、奉城等镇上去募捐，也向李家同族地主募捐。靠着大家的力量和李主一的努力，每次都可募集到一笔款项。办学经费的困难，便这样克服了。
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校内组建起了中共中心支部，直属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刘晓任书记，李主一任组织委员，负责支部与省委间的联络工作。此后，中心支部又组建为中共奉贤县委，刘晓为书记，李主一为组织部长。经李主一、刘晓等人努力，在县城南桥秘密成立了中共支部，曙光中学内还建立了共青团组织，任命陈兆兰为团县委书记，并组织了“读书会”等进步团体。曙光中学逐渐成了当时浦东地区的一个革命中心。为方便向学生讲授革命知识，曙光中学还自己秘密编印了课本，内容有孙中山的《总理遗嘱》，李白、杜甫的诗歌，还有鲁迅、郭沫若的作品。曙光中学后院的一间小屋里，秘密保存着许多革命书籍，其中有中共中央先后编辑出版的《向导》《新青年》《前锋》《布尔什维克》等期刊，有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等人的文章和讲话，还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最早中译本。这类革命书刊，经过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别处已很难见到，但在曙光中学，仍然是革命师生的精神食粮。师生们因此把这小屋亲切地称之为“红角”。而在教师小宿舍的天花板上，还有一个小阁，是党的秘密“显影”室，党内同志可以钻进去轮流阅读党的秘密文件。外面风声一紧，李主一就会把“红角”的书刊全部藏起来。因此，尽管国民党反对派已经风闻曙光中学在宣传“共产”，并不止一次地派人前来“检查”，但直到封闭学校，也没有拿到任何证据。
曙光中学的师生，还经常深入到附近农民和盐民中间，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夜校和农民识字班，轮流去给那些无力上学的农民子弟上课。周围的群众陆续都发动起来了，李主一又带领师生到奉城之南四五里远的久茂村一带，开办夜校，成立农民协会和组织妇女会，开展各种活动。在他和师生们的发动下，久茂村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了。召开成立大会时，全村老少都到了会场，会后举行了大游行。从久茂村到曙光中学操场的途中，游行队伍一路上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农民们团结起来!”的口号，经过大财主家门口时，故意停留一段时间，口号喊得格外响亮，吓得有些财主急忙从后门溜走。农民们从中感受到了扬眉吐气、当家作主人的喜悦。
曙光中学的革命行动，遭到反动派的强烈反对和围攻。大财主廖味蓉等人，一次次写信给县教育局长阮志道，攻击曙光中学“名为学校，实为共产机关”。阮志道在接到地主老财的报告后，也一次次以“视学”为名，到学校察看，企图抓住曙光中学的把柄，但一次次都落了空，无奈之下，他禀报了反动县长邓群襄(又名邓赞华)，密令军警搜查，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不巧，此时中共南桥支部却发生了意外。1928年3月19日深夜，南桥支部成员徐宝椿、胡秉一散发革命传单时，被人盯梢，密报了军警，因此遭被捕。敌人从徐宝椿身上搜出一封署名“周南枝”准备寄给曙光中学陈兆兰的信，原来这是南桥支部给县委的一份报告。
3月27日，陈兆兰被捕。一星期后，国民党县政府查封了曙光中学，封条上还特意写上：“曙光中学李主一等有共产嫌疑，勒令封闭”。在陈兆兰被捕后，曙光中学师生就立即做好了一切准备；得到敌人要查封学校的情报后，又马上组织了转移，因而学校未受到大的损失。
在敌人查封曙光中学时，正巧李主一因护送上级党的负责人林钧回上海离开奉城未归。敌人没能找到李主一，就派人到老李家埭抄他的家。敌人哪里知道，李主一早已将进步书刊等隐藏起来了，敌人又扑了空。
李主一得知陈兆兰被捕消息后，就急忙开始了营救工作。他带着县委的一封信，赶到普陀小沙渡路(今西康路)1号小沙渡饭店党的秘密交通机关(一说在闸北区省委组织部交通机关)，不料此前该机关已被英国巡捕侦破，敌人早已在这里布下了侦探，当李主一赶到时，守候在店中的敌探将他抓住了。就在同一天曙光中学教师范志超和地下党员董冰如也落入了敌人手中。
3月30日，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英帝国主义巡捕房审讯室，敌人在轮番审讯了范志超、董冰如后，又突然将李主一引出，进行“对质”，因为范、董两人是在李主一的家中被捕的。范志超和李主一不仅认识，而且同为中共奉贤县委成员。范志超在敌人的审讯室里猛然见到李主一，心中不由得一怔，但她马上明白了敌人的企图，就抢先说：“我不认识他!”李主一虽然无思想准备，但听了范志超的话后，心里也已有了底，便镇静地摇了摇头说：“不认识他们!”巡捕房的巡探们恼火了，李主一当场遭到了各种摧残：用皮鞭抽，用脚踢，上电刑，上老虎凳……直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敌人得到的回答始终是：“不认识!”由于范志超、董冰如二人的真实身份没有暴露，范志超第二天便被保释出去，董冰如也在十多天后获释了。
4月下旬，李主一被解到四马路(今福州路)总巡捕房。他的妻子得到了消息后，买通关节去探望他，妻子见他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不由得泪流满面。李主一连忙劝慰妻子说：“不要紧，我能出去的。”他还对妻子说了许多鼓励的话。5月上旬，李主一被引渡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当妻子再次去龙华看守所探监时，李主一自知敌人不会放过他，需要和妻子做个交待，遂透过装着铁栅的小窗洞，意味深长地对她说：“我不死的话，总有办法的；我如果死了，我为革命而死是光荣的，你不要哭泣，不要为我多花钱。要替我在曙光中学后面买两亩田，就把我葬在这块田里，坟墓旁立一块碑，碑上题‘死得其所’四个字，这样我虽死犹生……”
为党献身，虽死犹荣
李主一在投身革命以来，不仅自身遵守革命纪律，对家属子女要求、管教也都十分严格，还常给他们讲革命道理，使子女从小受到了革命的熏陶。有一次，李主一将一箱枪支秘密转移到家中，恰巧给女儿看到了，他叮嘱女儿说：“小孩子，不可以多嘴!”由于李主一严守党的秘密，在他被捕之前，连家人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6月21日黄昏，李主一拖着镣铐，再次被叫去审讯。回到牢房，他写了最后一封信，并告诉难友们：“今晚他们要枪毙我了。”说着，把平时的衣物一一分送给难友，嘱咐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请把我死的情况告诉上海党组织。”当晚，李主一即被敌人枪杀于龙华看守所中。李主一就义后，那封信由狱中党组织帮助寄了出去。原来，这封信是寄给范志超和董冰如的。李主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想着要范志超好好保养身体，将来更好地工作，还劝董冰如不要消沉，不要离开组织，一定要为党好好地工作。
李主一虽然牺牲了，但党和人民一直没有忘记他。1957年，奉贤县人民委员会决定将奉城中学改名为曙光中学。同时在校园内为李主一树了纪念碑，上书“死得其所”四个字，了却了李主一烈士的心愿。
李主一烈士坚定革命理想，不忘初心、坚守使命、矢志不渝，用实际行动书写了共产党人光辉革命的一生，竟成梦想，死的其所。
2020.5
